二、合宪性解释的审查型与审判型区分 针对合宪的法律解释和以宪法为取向的法律解释的区分如何体现于审判领域的问题，需要借助宪法作为审查规范与实质规范的双重属性加以判断：宪法作为审查规范，强调宪法是法律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具有法律内容的越界控制和法律效力的消极控制等内涵，法院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可消除法律规范的违宪争议并实现对法律解释结论的合宪调控，此种解释方法被称为不法论证。
其中要点包括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三个文明、国歌等入宪。其中要点包括将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写进序言。
宪法稳若盘石，国家才能行稳致远。八二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四部宪法（我国一共颁布了四部宪法，包括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其中要点包括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等提法写进宪法序言，以及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因为有了现行宪法，我们国家发展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除经济发展外，法治建设也步入宪法修正的视角。
另外还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增加了对公民的法律定义、强调公民权利义务的一致性。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并理顺政府在当中参与的角色。法的明确性要求乃是基于法安定性，使得受法律规范者能够实现预知到其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从而预测到其行为效果。
二者之间存在时间差，失信惩戒的信息归集之日一般是原处罚决定作出之日。尽管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1条增加了非现场执法程序，但其仅适用于调查取证，不能类推适用于决定环节。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条的定义，这类措施应当属于为制止违法行为而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的行政强制措施。但其效果未必理想，因为失信信息一经生成和公示，行政机关就失去对数据的垄断权，不特定社会主体均可查询、保存和传播失信信息，如天眼查企查查等大数据征信平台运用爬虫程序大规模收集、处理失信信息形成信用画像，使失信难以通过简单删除而真正得到修复。
罪刑法定主义的逻辑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第53-57页。确保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符合法律保留从而落实处罚法定的关键在于对相关惩戒措施进行类型化识别，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定罚进行等置，进而归入第10-14条设置的法律保留阶梯进行分类规范。
这揭示了识别行政处罚的3个核心标准：（1）行政性。实践中也有如此界定的范例，如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第4条将不得在证券交易场所交易证券的禁止交易措施界定为行政处罚。一事不再罚源自刑法上的禁止二重处罚原则，其内涵是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行为，根据一般性刑事法律多次被处以刑罚。即行政机关在法律授予的裁量权范围内，对失信主体作出不利的裁量决定。
其一般条件可概括为两项：第一，履行失信行为的前置性行政处罚决定（如足额缴纳罚款）并纠正违法行为。具体而言：（1）列入黑名单和剥夺荣誉类惩戒措施理论上都可归为声誉罚范畴，应与《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1项规定的警告、通报批评等置，规章以上即可设定。注释: [1]参见沈毅龙：《论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120-131页。在法理上，作为声誉机制的信用修复可分为后果修复与信息修复，前者又称行为修复，意味着直接救济信用主体遭受的处罚效果。
抽象地将违反法定义务作为失信构成要件，虽能完成立法技术上的定义任务，且能避免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但法理上难以自洽。[18]例如，《2016年意见》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行为具体列举为食品药品、生态环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强制性产品认证等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
其一，主观层面，行政处罚是一个目的性概念，其制裁性体现为谴责、报应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追求。举例而言，若将《安全生产实施办法》第2条列举的10种失信行为视为该领域失信空白要件的补充规范，其中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就符合法益同一规则，而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则因缺乏故意要素而难与诚信法益发生关联。
将累犯纳入失信范畴有三重考虑：其一，从人格信用角度，屡教不改者在社交中本身就不值得被信任。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6条，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为2年或5年。例如，在资格类处罚中，依法取消已获得的特许经营权的惩戒措施明显重于下调企业信用等级。这一区间存在两个端点，一端绝对封闭，即在引致规范中精确指向某一特定法条，如将环境领域的失信行为表述为联合惩戒对象为违反《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第15条而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主体。[6]《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34条。"[14]其中，形式侧面即传统的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而实质侧面还要求构成要件所创设的行为模式应当符合法律理性的逻辑原理。
[7]参见《关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一个范例是，国家发展改革委2021年7月13日公布的《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拟将涉及拖欠物业服务费公共交通逃票等民事违约行为作为应当审慎纳入的公共信用信息加以排除。
由此，一项行政措施无论是否冠以《行政处罚法》第9条中列举的法定名称，只要符合以上3个标准即属于行政处罚。[32]《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3项。
[11]参见《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第5项。2.处罚效果欠缺明确性。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以下简称《2016年意见》）将严重失信行为原则性地界定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信力拒不履行国防义务等四类。基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理念，除法律特别规定以外，失信行为原则上均可修复，以免违背失败者正义。关键词: 失信惩戒 行政行为 行政处罚 处罚法定 基于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理念，失信惩戒机制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的主要抓手。[10]虽然以上涉及的行政奖励具有授益性，但行政给付是对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所提供的一种或然利益，并非基于法定请求权产生的主观公权利。
有学者认为，信用惩戒的实质逻辑是对理论上已遭受过一次处罚的行为再次施加不利后果，因此自然会涉及‘一事二罚甚至‘一事多罚。[10]参见《全国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第7项、第8项、第9项。
结合《行政处罚法》第1条，行政性包括：其一，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即行政机关对存在逃避服兵役等失信行为的自然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升学，其法律依据是《兵役法》第67条。
如《生物安全法》第26条2款规定的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于这类行为已有立法明确规定通过共享方式获得的信息不得超出履行职责的范围使用，不得擅自公开。由于信用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向后而非向前，故理想的信用修复不仅包括结束当下处罚执行的后果修复，还应对信用信息作出修复性处理，使相对人未来不再继续受负面声誉信息的影响。
"[37]目前，已有一些立法尝试对失信行为予以类型化，如《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将失信分为轻微偶发失信一般失信和严重失信三种情形。[25]诸如此类的还有伪造商标、假冒专利、刷单炒信等常见行为。（2）对于降低资质等级、取消或限制获得许可证类的惩戒措施，应与《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3项规定的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等置，只能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设定。在失信惩戒中，应受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表现为失信行为的界定。
在失信惩戒中，调查取证程序表现为信用信息的归集。如治安管理中对醉酒者约束至酒醒，就不是行政处罚。
如《关于对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规定的一定期限内禁止严重失信主体生产、销售有关进出口货物。[52]参见《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第60条第3款、《大连市社会信用条例》第44条第4款。
尤其是在社会信用方面的统一立法条件尚不具备的背景下，[2]将失信惩戒纳入相对成熟的行政处罚法框架，不失为一条审慎务实的进路。据此，可从理论上将处罚法定原则的内容概括为3项1）要件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情形必须在这个行为实施前在法律中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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